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谈话。
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
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同志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主席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是刚刚开始。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自己高兴,让别人高兴,如此而已。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但他仍然坚持,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时我就会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非常崇敬鲁迅,要学着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骂,怕人说,为多数人,为普通老百姓,为党和社会主义,尽一点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的精英政治观点,那么既然是精英,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是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
二是社会。随着经济下行,社会群体性事件会增多。
三是周边安全。
四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安全。
五是以互联网霸权为背景和工具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五个安全里,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观念上对了,在想法上对了,那么前四个安全问题都好应对。
我有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他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主席的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主席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毛主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着急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第5天。医生说,本来不让你看书,还非要看,看了还哭,眼睛要看坏了。
主席在看什么呢?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今古几人曾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呢?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朝廷的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和个人升迁,谁在考虑河洛?
“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谁在考虑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呢?
毛主席担心将来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却不理解,甚至很多人还在抱怨,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他很孤独、无奈、无助,所以突然在陈亮的词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绪一下与700多年前的陈亮连到了一起。这个里面有他的担忧、无奈、无助,还有点委屈。所以,一下子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一泻千里,大声痛哭起来。
这本书中还说: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从这个自私的角度讲,我们也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如果走的话,那么下场比苏联还惨。为什么?因为苏联资源丰厚,人又少,人文素养比我们高。为了研究苏联解体,我到俄罗斯去了几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来负责,依法治国的同时不要忘记以德治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了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尽心,将来走了别的路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受难,就会像现在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样,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爷爷奶奶,你们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大家都尽点心,党、国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产品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这个里面出现伪劣产品,那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把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负起历史责任的责任感、责任心。我是个小人物,我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对也、错也、功也、过也,都愿意接受历史的检验。
(作者:李慎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信息来源:文/今日头条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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