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管理者与哲学”的话题，能够引起许多朋友的兴趣，感到有点意外。（“管理者与哲学”“再说管理者与哲学”，昆仑策网6月16日、6月23日，中闳教育网6月16日、6月22日刊载）大家让我能够谈得离实际更近一些，能够更加实用一些。为此，就谈谈与方法论有关的内容吧。
一般人认为，哲学是有关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问。人们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与其相一致的方法论。狭义哲学中有关方法论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在这方面，古往今来的许多东西方学者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由此取得的成果对于增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所谓方法论，指的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所揭示的是人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所回答的主要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指的是人们认识事物、解释世界的根本观点。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就会形成方法论。可见，方法论主要解决的是“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世界观与方法论又是无法分开的。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人们在具体实践中，又会依据这些总的方法，创造出适合某一对象或领域的具体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方法论的探索者和创立者。
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通过对各门具体科学成果的总结和概括，从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方法论。总的来说，想要探索各门科学、各个领域的运行规律，都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需要在唯物辩证法这个总方法的指导下才能够产生出来。而违背唯物辩证法得出的任何具体方法都是不可靠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样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以自己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将其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能够实际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著作。比如《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建国后，毛泽东依然非常重视哲学的研究与应用，继续进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先后撰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述。这些著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有效地提高了领导干部开展实际工作的水平。
毛泽东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中既有从唯物辩证法派生出来的一般方法。诸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等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还包括诸多源于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法，诸如当好班长、互通情报、以点带面、统筹兼顾、解剖麻雀、抓两头带中间、学会弹钢琴、抓住牛鼻子等等。这些内容都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了的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毛泽东创立的方法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予以继承和运用。从中也可看出，一位创造伟业的人，必然会在方法论领域进行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是通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完成的。但一般来说，那些实践性较强的思想不能直接达至人们的行为。二者之间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才能加以连接。就是说，当人们的思想有了贯彻它的方法之后，才能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才能更好地加以实施。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个比方打得十分贴切。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成功了，因为他们不仅确立了到达彼岸的目标，而且还有“造船”和“架桥”的本领；许多人失败了，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他们不知道怎样“造船”和“架桥”，或者是“造船”“架桥”时太性急了，“桥”和“船”的质量没过关，没等到岸，“船”就沉了、“桥”就塌了，其结局肯定不妙。避免出现这种结局的方法似乎并不复杂，赶快学会“造船”“架桥”就行了。也就是说，只有在创立正确的方法论上下足功夫才可能达成远大的目标。
纵观当今的商界，一些人很卓越，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一些人很辛苦，却未能取得什么成就。其中有着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然而，一个人有无较好的哲学素养，其中包括较高的方法论水平，其结果肯定会大有不同。这就是普通人与成功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差距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只有空想、缺少方法的人并不少见。许多人并不缺少决心、热血和激情，但面对奋斗历程中的困难和挑战，由于无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其结果只能是浪费心力，空耗资源，最终步入歧途。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优秀的人们都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因为有了正确的方法，即使他们身处逆境，仍然能够不断取得进步。毫无疑义，凡是成就大事业者，无一不是具有创造科学方法能力的人。正是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使他们掌握了体现所在领域特殊规律的方法论，才使他们最终抵达了胜利的终点。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说：“企业的基本职能有两个：营销和创新。除此之外，其他工作都是成本。”这一论断足以使那些忽视创新者的头脑清醒起来。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能否进行有效创新，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命运。企业的创新可分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二者比较起来，管理创新显得更加重要，许多技术创新都是因为有了管理创新之后才产生的。而管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管理方法上的创新。很显然，这种创新离不开正确方法论的指导。
按照人们的经验，可将方法论分为思想方法和行为方法两个层次。前者是从思维的角度来分析事物内在形态的方法，所描述的是一种抽象的具体。而后者指的是人们的实际做法，能够直接见诸于行动。在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中，可以看到他在商业实践中独创的许多方法论的内容，其中不乏能够启迪人心的思想方法。比如，他创立的“京瓷定律”，就明确揭示了成功者的必备要素。在他写的《干法》一书的结语部分写着这样一个公式：“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在他看来，一个人获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能够具有好的思维方式，再与“热情”和“能力”相乘，就能获得非凡的结果。这一公式给予许多奋斗者无尽的启示。它在告诫人们，对于奋斗者来说，思维方式是第一位的。人的行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思维方式决定的。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就是其所能达至的人生上限。如果创业者能够以稻盛和夫哲学所倡导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人生、管理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必然会明显增加。这也在告诫人们，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负面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其得到的结果也会是负值。这种情况当然是应该努力避免的。
在企业管理中，无论把方法论构建得多么好，最终都要将其转化为行为方法，都必须变成实际行动。只有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是好的方法论。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在管理实践中创立了“人单合一”这一新的管理模式。这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层面的方法论体系。海尔在全球有122家工厂，员工总人数达到8万多人。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的层级越来越多，科层制结构的弊端日益显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海尔撤销了公司全部中层管理机构，取消了其所属的大约12000名中层管理者。这些人既可加入企业内部的创业团队，也可选择离职，从而实现了“去中心化”的目标。为了与上述变革相适应，海尔将8万多名员工变成了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简称自经体）。这些自主经营体可以端到端全流程满足用户需求,并独立进行经济核算。海尔公司由此变成了一片热带雨林，从而使公司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在这方面，华为的做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任正非善于将毛泽东军事思想变成华为管理的方法论，他把毛泽东倡导的我军的战略战术变成自己的领导行为。任正非说：“在当兵时，我就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我当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我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功夫，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把毛泽东的兵法变成华为的战略。”华为在市场竞争中采用了我军曾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游击队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取得了显著战果。比如，通过采用“各自为战”的游击队战术，大大增强了华为在发展早期的组织灵活性，有效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华为采取的“压强原则”，体现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作战原则。在早期的市场竞争中，华为作为当时电信设备巨头中唯一的民营企业，毫无优势可言。要想在这一高门槛的行业中站住脚，必须整合企业所有的优势资源，瞄准一个方向，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争取在某一方面能够领先对手。华为利用“压强原则”，由点及面，由小到大，逐渐扩大市场份额，并较快获得了强势地位。
像稻盛和夫、张瑞敏、任正非等这些卓越企业家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是与其具有构建开创性的方法论的能力分不开的。他们的所思所为充满了哲人的智慧，当今的管理者能够从中获取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张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曾任某军工企业主要领导、某央企领导。曾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任职。现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曾出版《道与术：卓越管理者的战略思维》《探求制胜之道：如何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寻游天地间》《人生如诗》等著作，并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企业家杂志等媒体上发表大量文章。）
信息来源 | 中闳教育网
中闳采编 | 书怀